内乡县衙

明清时代由州县衙门可以“批结”的诉讼，不是“案件”，而是 “自理词讼”，简称“词讼”。正如包世臣所说“自理民词，枷杖以下，一切户婚、田土、钱债、斗殴细故，名为词讼”。通常“词讼”系针对州县衙门而言，指州县衙门“自行审理”的词讼。

对于 “自理词讼”，清代州县衙门有一个“放告”――“准状”――“审讯”――“定罪”――“发落”的过程。相应地形成一系列文书，构成一个“案卷”。潘杓灿《未信编》云：“理一事，必有一卷。” 

发呈状封套式

除命盗等重案之外，“户婚田土事件”须于“告期”控告。还规定“农忙”（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）期间，“户婚田土等细事，一概不准受理”。也就是说，诸如婚姻、财产、钱债以及由此引发的斗殴等民间纠纷，安排在一月至三月、八月至十二月两个时段内告理。其实，年底与年初的“封篆”期间，一般也不受理寻常诉讼事件。

 “告期”一般定在每月三、八日或三、六、九日，称为“放告”或“告期”。每逢告期，需要控诉的城乡民众都聚集到州县衙门之前，等候官府“放告”。

放告之日，知州知县例须亲自主持，但怠玩不赴，也很常见。尤其是州县官公出在外，也就由“刑房”或“招房”的书吏和“值堂吏”（在大堂值日的书吏）代收状词。文中所说点名时“即取状审讯”，针对的是冒名顶替告状之人，而不是“听审”的审讯。清朝除禁止匿名控告外，到衙门告状例须事主本人，只有事主系生监、妇女，才允许由亲属“抱告”。

诉讼中率先向官府控告的一方，称为“原告”；另一方就是“被告”。还有第三方，即“干证”、“两邻”和“地方”等。这种关系概念，与今天没有不同。原告向官府控告，除命盗重案，事关情急，可以“击鼓喊禀”之外，一应户婚田土等寻常事件，例须写具文书即“告状”，于放告日投递。

“告状”就是通常所说的“状子”，例由原告出具，称为“告状”。官方对这份告状的格式有明确的规定，而且由官府刻板印刷“状式”。《福惠全书》对“状式”有说明：“前格三行，每行四十八字”；“格眼三行，以一百四十字为率”。

状式

清代的状式为竖排格式，其中一部分如“告状人”、“被告”、“干证”等，只要填入相应的内容，简单易办；较为难办的是在“为某事”之后、“上告”之前的“格眼三行”，“以一百四十字为率”来填写的“状词”，这是“告状”的核心内容。

对告状限定字数，明代已出现，完全是站在官方立场的规定，目的是使“告状”言简意赅，一目了然。明人蒋廷璧说：“凡告状人，多驾虚词捏成长篇。有因小事告上人命、恶逆等情，干连人众者最多。非惟难问，抑且多事，难于拘拿，不如立一规矩，与彼遵守，不许多字牵告。字不许过三行，且将人间日常所犯事件，各立一硃语，列成状板。”这种“字不许过三行”的规定，被清代所继承。

将告状限以字数且格式化，可以使告状内容简明，避免“枝词蔓语，反滋缠绕”，但其内容的真实性还不能保证。当时谚语云“无谎不成状”。因此，地方政府在规定状式的同时，还设立“代书”，专门帮助代写诉讼文书。

“代书”由地方政府考选设立。《大清会典事例》：“内外刑名衙门，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，考取代书。凡有呈状，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誊写，呈后登记代书姓名，该衙门验明，方许收受。如无代书姓名，即严行查究。其有教唆增减者，照律治罪。”作为一项统一的制度，考立代书在雍正年间完成。

“状词”的字数限制后放宽为三百字左右。“用两页”、“三百字格”，是后来通行的格式。

原告向官府提交“告状”之时，还需要同时提供一份“副状”。“副状”与“正状”相对言，“告状”就是“正状”，“副状”是为被告“抄状”所准备的。这份与“告状”相表里的“副状”，由原告一并提交。诉讼过程中，原告告什么、怎么告，被告需要了解具体情况，并相应地提交辩护书，即所谓“诉状”。被告在写诉状之前，先得到衙门里抄状。

民间到官府打官司，首先是将状子填写得符合规定，至于事件本身的情理如何，在提交告状这个环节中是不重要的。这在今天的观念中，似乎是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对于这种做法，时人是这样看的。《未信编》说：“如不合式，不与准理，则谎状自少。”原来旨在杜绝“谎状”，与设立“官代书”的目的是一样的。可是，即使设立了官代书，在是否受理诉讼之时，取决权还在官府，官府要看所告之事是否需要或值得受理。是否批准受理一件诉讼事件，主要看状子上所写的内容。在“无谎不成状”的时代，到官府打官司，提交的状子无不夸大其词，事小词大，因此大多是用不着受理的。

先为放告，后收投文，是衙门在放告之日的工作流程。“投文”是指向衙门内投进的文书。所谓“投文”，又叫“投词”。“投词”与“告状”，一详一略。上文业已说明，“告状”是一份格式文书，其中说明“事由”的部分，限以字数，因此，还必须由原告提交一份详细说明事件缘由的文书。

这种由“状”与“词”搭配互为表里的制度，明代已然。“词讼”一语，汉晋之时就已存在，到唐代又有“词状”的说法，反映到官府去告理纠纷，有一个从口头到文书的过程。“状”晚于“词”。“告状”与“投词”的分化，是在“词状”内容趋于复杂化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简明办法。

关于“状”与“词”的区别，《未信编》在“准状”一节有如下说明：

凡百姓有利弊不能上通则呈。呈者，陈白其事，非尽颠末不可，不当限以字之多寡。百姓有冤抑，欲求上伸则告。告者，只许言其紧要，恐字多则易入无情之词，故宜定以字格。然刀笔作家，颇能于简练之装点埋伏，使看者遽信为真。迨对质之时，颇属虚诞，故颁刻印状。

民间向官府投呈的“告状”，可称“呈状”；告状之后投呈的“投词”，也可称“呈词”。这些既有久远传统又有变化发展的用语，需要视具体语境而理解。

清代州县衙门批阅呈词，主要是由州县官私人聘请的刑名、钱谷幕友代理。《补未信编》明确说：“收进状词，即送幕中拟批粘签。”不能简单地将“刑名”理解为今天所说的“司法”，将“钱谷”理解为今天所说的“财政”。

从地方衙门的“幕务”上讲，所有来自民间的诉讼，分为刑名和钱谷两大类。如因田土之争而引起的诉讼，归于钱谷；而田土之争，如果双方动手斗殴，且有伤，事件的性质就变了，变成一件斗殴事件，就归刑名。因此，所谓“户婚田土”，需要视具体事件的性质和当时衙门公务的分类情况，来分别刑名和钱谷。

清代金州老衙门

清代地方衙门审理的诉讼，大体分为“重案”与“细事”。人命盗贼等为重案，户婚田土钱债等为细事。当然，一件因为田土或钱债之争而引发的事件，最后也可以酿成人命重案。对于重案，基层政府的州县衙门，除勘明事实作出“拟决”之外，主要还是要“详报”上司衙门，由上司衙门乃至部院作出最后的审决。

命盗重案只占所有诉讼的少数，一个州县一年不过几件而已。成书于光绪间的《入幕须知五种》说：“地方命盗重案，非所常有。惟词讼源源相继，实民事之最繁最急者，乃幕中第一尽心之要务也。”

“讼”与“狱”在当时刑名观念中，性质不同。比如命案，一旦有状，无有不准，且立即着手勘验和拘唤相关人证。倒是户婚田土钱债之事，既非重案，便可从容办理。法律上对这样的事件，也缺乏明确的期限规定。再者，两造纷争，各说各话，莫衷一是。这样的事件，一经告到衙门，官府首先决定事件是否需要“准理”。

对于“告状”而言，有“准不准”，即“准状”与“不准状”。如果“准状”，就意味着要点签书吏、差役来承办，接着就是拘唤两造人证，也就是在程序上进入到“审”的环节。

《佐治药言》说：

词讼之应审者，什无三四。其里邻口角、骨肉参商细故，不过一时竞气，冒昧启讼，否则有不肖之人，从中播弄。果能审理平情，明切譬晓，其人类能悔悟，皆可随时消释。

也就是说，“不准”的词讼大约占所有词讼的六七成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。这么大比例的词讼之所以不准，原因在于一旦进入“审”的环节，当事人的负担和衙门吏役的需索，会导致当事人倾家荡产。《未信编》也说：

细小之事……呈状惟以少准为主。非真命、强盗，以及奸拐、婚姻，必须报复改正等事，在原告乘一时之愤激，或被停人之唆哄，轻于进词者，后必懊悔。为上者能不好事断击，于呈状上或批一二开谕之言，以平其情；或故缓准数日，以平其气。俾得悔释息讼，毋致羁牵破财，身家保全。

《刑名一得》也说：

又有两造不愿兴词，因旁人扛帮，误听谗言而讼者。更有平素刁健，专以斗讼为能、遇事生风者。或有捕风捉影，平空控讦者。或有讹诈不遂，故寻衅端者。或因夙积嫌怨，借端泄忿者。或因孤弱可欺，以讼陷害者。此等情事，若不详细察核，一被朦蔽，则纸上之黑烟一污，而床头之黄金半消。

所以，对于大部分民间因户婚田土等事而引起的诉讼，当时官府采取的是“开导”的方式。

相对“准状”而言，批词以开导的方式，其实就是“不准”。《入幕须知五种》说：“尝闻之前辈云，核批呈词，其要有二：首贵开导；其次查处不得不准者，则摘传人证。”即使“准状”或“准理”之后，在“判断”或“堂判”之前，也就是经过“堂讯”或“听审”，还是有“和息”的余地。汪辉祖《学治臆说》说“断案不如息案”。这种在判决之前，由于当事人的请求而“和息”的事件，官府也要作出一个结论。但这个结论，不是“堂判”，而“堂批”，也属于“批词”。

汪辉祖《病榻梦痕录》被胡适誉为中国自传文学之典范

汪辉祖《病榻梦痕录》记，他于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，在江苏苏州府长洲县做幕友，处理了一件积年诉讼。

本县周姓族人争继，起因是寡妇周张氏因子殇而想给其子立继（即立孙），族中不同意，欲为张氏之夫立继（即立子），结果“辗转讦讼”。历任县令“皆批房族公议”。但这件讼案“历十八年未结”。是年二月，周张氏又告，且“其语甚哀”。汪辉祖“吊查全卷，厚逾数尺”，无非“族继张辞，张继族控”，互不相让。历任知县“批归房族”，一无“成见”。汪辉祖决心将此讼批结，但同事诸友和主官都觉得不妥。汪氏以去就相争，结果以汪氏之批为定。

结果这件批词惊动了时任江苏巡抚陈宏谋（因生员上控），陈宏谋“朱单饬县封送是案全卷”。四天之后，当长洲县知县战战兢兢地谒见巡抚时，却听到巡抚“盛赞此批得体”的话，知县更因“上官许其能”而“大悦”。在此，不妨引述汪辉祖的批词，亦可见批词之一斑：

张抚遗腹继郎至于垂婚而死，其伤心追痛，必倍寻常。如不立嗣，则继郎终绝。十八年抚育苦衷，竟归乌有。欲为立嗣，实近人情。族谓继郎未娶，嗣子无母，天下无无母之儿。此语未见经典。为殇后者，以其服服之，礼有明文。殇果无继，谁为之后？律所未备，可通于礼。与其绝殇而伤慈母之心，何如继殇以全贞妇之志。乾隆十九年张氏欲继之孙，现在则年已十六，昭穆相当，即可定议，何必彼此互争，纷繁案牍？ 

这件批词成全了张氏的立子主张。汪辉祖并没有“批亲邻调处”，因为这件被告方正是“亲邻”。将批词的结论有利于少数方，显然冒了很大的风险。但这件批词得到了巡抚的赏识，所以，事情终于了结。从批词看出，批亲邻调处的观点并非绝对，要视具体情况而定。但以州县衙门而言，对于来自民间的诉讼，批回到乡里来调处，既可减轻自己的压力，又是遵循传统。

由民间自行调处纠纷，是传统社会的通行做法。明初因为民间词讼动辄“上控”，甚至“京控”，朝廷严“越诉”之禁，“命有司择民间耆民公正可任事者，俾听其乡诉讼。若户婚、田宅、斗殴者，则会里胥决之”。就是让里长、老人等在“申明亭”剖析讼争。这个做法，大体在明中期以后趋于废弛，民间诉讼多诉于官，“越诉”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。但州县衙门对于诉讼的处理，一直依靠里甲、保甲、老人、乡约等的力量。清代将民间词讼“多批族亲查理”的办法，就是上述做法的一个承续。

在聚族而居的村落社会中，像里老、地保这样人，既是邻里，又是亲属。这些人既承担着政府的“职役”，又可能是长辈。因此，让这些人来调处民间纠纷，确实具有政府所不具备的优势。似乎明代比较强调这些人的职役角色，清代则强调“亲邻”关系。这或许意味着某种变化。

如果这种变化有实质性的意义，那么，从清代州县衙门“自理词讼”情况看，民间的纠纷与冲突，变得更依赖于政府的裁决。易言之，清代政府或法律的力量，更加深入到了社会的内部。

来源：大观日知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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